有一个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不仅仅是这次的疫情，还有我们的公民生活。是什么使我们陷入了两极分化，满怀恶意的政治时刻？
近几十年来，胜者和败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这荼毒着我们的政治，分化着我们。这种鸿沟一部分是关于不平等的加剧，但是也与随之而来的对输赢的态度有关。身处顶层的人们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也是对他们绩效的价值衡量。而那些失败的人，则只能责怪他们自己。
这种对成功的思考方式，来自于一种看似很有吸引力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胜利者就应当得到奖赏。这就是精英优绩理想的核心。然而在实践中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往往还会继续贫穷，富裕的家长能够把自己的优势转移给他们的孩子。例如在常青藤联校里来自最顶尖1%家庭的学生数量，比所有来自后50%家庭的学生总数还要多。
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原则，而是这种理想型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它有它黑暗的一面：优绩主义侵蚀着共同利益。他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也鼓励了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到他们的好运气。 同时也导致了他们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
这对政治现实来说非常重要。造成民众强烈反对的最有力原因之一，是许多工薪阶层感到精英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一种合理的不满，即使全球化带来了不平等加剧和工资增长的停滞。全球化的支持者也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建议，“如果你想在全球经济中 争并取胜，那就去上大学”，“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志者，事竟成”，但是这些精英忽略了这些建议中隐含的侮辱：如果你不上大学，如果你不适应新经济，那么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的错。这就是我说的隐含意思。
所以难怪许多工人反对优绩主义的精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和成功的意义。
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大学作为机会仲裁者的作用。对于每天和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打交道的我们，很容易忘掉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人没有四年的大学学历，实际上，接近2/3的美国人都没有。所以，创造一个使大学文凭成为获得体面工作和生活必要条件的经济体系是十分荒唐的。
鼓励人们去上大学是一件好事，扩大对负担不起大学学费的人们的录取则更加值得鼓励。然而这并不是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不应该专注于武装人们对抗精英优绩体制。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们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共同利益的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
半个世纪前，罗伯特·肯尼迪对此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共同利益，共同团体，共享爱国精神。
这些核心价值不仅仅来自大家一起购买和消费物品，也来自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充满自豪地说：“我为建设这个国家出了力，我参与了伟大的社会公共事业。”这种公民情感，在如今的公共生活中严重缺失。
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共同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误解，马丁·路德·金解释过为什么。回顾在他被刺杀之前，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发生的卫生工作者罢工事件，金说：“说到底，那些为我们倾倒垃圾的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疾病会更猖獗。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今天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我们经常忽略的劳动者：配送工人，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仓库工人，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等。这些不是收入最好或者最受敬仰的工人，但是现在，我们将他们视为必不可少的工人。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可以公开探讨如何让他们的工资和认可度与他们工作的重要性相匹配。现在，是时候进行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转变，并质疑我们优绩主义的傲慢了：“我在道德上是否配得上那些是我迅速成长的才能？我生活在一个珍惜我所拥有的才华的社会中吗？还是说，我只是运气太好？坚持我的成功是我应得的这一想法，使我很难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促生一定的谦卑：是良好的出身，上帝的怜悯，和命运的眷顾让我拥有了现在的一切。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
这是我们从苛刻的，将我们分裂的成功道德理论走回正轨的开始，它为我们超越优绩的暴政，走向一个更少怨恨，更多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