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有精神的，它的精神，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显示”出来。要说的东西就清清楚楚地说，不需要说的东西就“显示”，这就是分析哲学的精髓。
导论章节我们就不谈逻辑的内容了，我们还是继续谈谈背景。这里谈一谈我本人和冯友兰先生的学术交往。
我对冯友兰的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颇感兴趣，但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新理学》，便仔细阅读他的一篇论文《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包括四组命题，分别关于“理”、“气”、“道体”和“大全”这四个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
第一组核心命题“理”，即：“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涵蕴”就是我们以后逻辑学里面要讲的“蕴含”。简言之，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理。
冯先生认为这个命题可以从一个纯形式的逻辑命题：“如果甲，则甲”中套出来，因而，它也是一个纯形式的命题。按此说法，“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相同的概念，故可用同一个符号“甲”来表示。
但是冯先生又说，“有某种事物”之“有”的意义，比“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的意义要多，前者是“实际”的，是于时空中存在着的。后者是“真际”的，是虽不实在于时空，而不能说无者。
按此说法，“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不是相同的概念，故不能用同一个符号“甲”来表示，也不能从“如果甲则甲”套出来。
首先，如果“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一样的，那哲学意义是较低的。然后，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一样的，故不能从“如果甲，则甲”套出来，所以是不协调的。于是我1989年6月13日写信告诉冯友兰我这个想法。冯先生16日给我回信肯定了这个提法确实有问题，并解释说：
“有某种事物”和“有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的意义并不相同，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一个名有外延，必有内涵，有内涵，不必有外延。所以可以从其有外延，推之其有内涵。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详载《新原道》第十章和《新知言》第六章。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的这个疑难，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另外一位逻辑学家，叫沈有鼎，也指出来了。
《新知言》第六章把“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中的“有某种事物”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这一改动意义非凡，“有某种事物”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断定了，这个世界有某种事物。“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对这个世界没有断定，这才是“甲是甲”。从一个对世界有断定的命题替换为一个对世界没有断定的命题，这在形而上学上是一个巨大的跳跃。
这样改解决了前面的问题，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而是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的改进。因为有某种事物断定了某种事物的存在，因而对于实际有所断定，而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却没有断定某种事物的存在。后者实际上就是形势逻辑的同一律：“甲是甲”，其真实性与甲的存在与否无关。就像我们说“世界上有神仙”，这样就断定了一个存在物：神仙；但是假如我们说“神仙是神仙”，这样没有断定这个东西存在于现实中，而且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对吧。在哲学上，这两者差别太大了。如果我们把可以言说的语言世界称为“真际”，把既可说而又不可说的世界称为为“道际”。“道际”是我起的名字，取自“道可道，非常道”中不可言说的意思；“真际”是冯友兰起的。冯先生说，他的哲学是从“实际”推到了“真际”，但我的观点是，他的哲学是从“真际”推到了“道际”。事实上我的这一看法更符合冯先生对行而上学的一般要求，即：于实际不作断定，要“空灵”而不要“拖泥带水”。
对实际进行断定这个工作应该由科学家来完成。古希腊的哲学家对实际有所断定，比如他们认为世界的原始物质是水，气，火。这都是坏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嘛。世界万物始于什么，原子物理学家会去研究。看一看原子还能分解成什么，电子、原子核。原子核又能分为质子、中子，再分还有基本例子。他们不断地改进他们的断言。
哲学家们的本体论也是在断定世界本体是什么。但是要做什么样的断定呢？要是空的，这个断定要与实际无关。要空，但是又要让它不要流于无意义，这个就是哲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不要以为他理所当然，这都是哲学家们要回答的。
然而，冯先生自己却似乎只把这一改进看作技术上的，而未看作是出发点上的，因此他仍然沿用以前的说法，即“形而上学的工作，是为经验做形式的释义”。而我认为冯先生的哲学和经验无关，而是从语言分析开始入手，得出形而上学的结论，最后到了“大全”，是既能说又不能说，既可思又不可思。“大全”就是“道际”了。
于是我第二次写信给冯先生，谈了以上的看法。此信写于1990年7月18日，十几天之后，收到冯先生的回信，信中说他的脑力突然衰竭，不能做深入思考，建议我发表那些看法，不要有所顾虑。数月之后的1990年10月26日，便从北京传来冯先生逝世的噩耗。一方面，我为中国失去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而深感悲哀和惋惜，另一方面，作为对先生的纪念，我尽快将信中的看法整理成文，以《关于冯有兰先生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出发点及其改进》为题发表于《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
冯先生在临终前五个月才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即第七册。那时他已经95岁高龄了，并且双目失明，病魔缠身，多次经历病危抢救。我真想象不出冯先生是怎样完成那部数百万字的巨著的。曾在冯先生身边工作过的涂又光先生讲，冯先生的每一部著作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他自己的，助手只起记录的作用。我为冯先生这种惊人的毅力能力和敬业精神心佩不已。我曾拜访冯先生，下面是我当时留下的拙劣记录。
我1986年11月前后拜访过冯先生，那年我读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三松堂学术文集》以后，对冯先生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决定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拜访冯先生。拜访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二或许更主要是为亲眼看看这位大哲学家的风范。在一个略带寒意但天气晴朗的下午，我没有事先预约，就冒昧踏进敬仰已久的三松堂的院子。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等于是不速之客。这个院内无人，但是他也没锁门，我推门就进去了。院内无人，十分静谧，我在苍劲葱郁的三棵松下停留片刻，一面试图体味其中的奥妙，一面思忖是否敲门进屋。正在这时一位姑娘推着自行车进来，她礼貌地问我找谁，我说找冯友兰先生，她爽快地说，跟我来吧，把我带进客厅。然后听到她在走廊上大声说，“爷爷，有客人”。不一会儿她回来说，“爷爷请你到他的书房去”。当我走进冯先生的书房时，一位中年人正在收拾桌上的书稿，看来他们正在工作，而被我的到访打断了，我心头掠过一丝歉意。这时90高龄的冯先生正坐在藤椅上，身着布衣，体态微胖，长须飘逸，面带微笑。虽然老态龙钟，却看上去很有精神。冯先生主动同我握手，我觉得他的手软绵绵的，心情立刻松弛下来。我坐下后便开门见山地向冯先生提出问题，我问，“在什么意义上说‘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是一逻辑命题，是否在因果关系的意义上，即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原因”。
那时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冯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便有充分的理由反驳他，因果关系不是纯形式的。他如果说：“是，有某物必有某物产生之原因”，那我立刻反驳他，这不是纯形式的理由。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休谟问题的，我有充分的理由反驳他，我已经想好了要和冯先生进行一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