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这个前两年的新闻。清华大学的一个高材生，在本科生时是佼佼者，已经面试保送研究生了。在寒假的时候觉得有点百无聊赖，就到北京动物园去玩。这个尖子生里的尖子，结果干了什么事呢？他把硫酸搁到塑料瓶中，扔到黑熊的池子里。黑熊连着塑料瓶子把硫酸吃进去，把胃都烧了。一个高材生干这事，他的心灵是荒漠一般的，既无知又无德，只有脑袋里背了一堆乱七八糟的，“sha”之类的东西，这个是很糟糕的。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不可思议啊。一个高材生，已经保送研究生了，前途一片光明，但却干了这个事情。你问他为啥，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是心里有病了。说这个事情，我是想说哲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使人心灵健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保持一个健全的心灵，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哲学有这个功能。当然前提是把哲学学好了，学不好的话也许会让你向反的方向走。
一言以蔽之，逻辑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最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吸取的东西。冯友兰先生十分看重逻辑对哲学的作用，当我写信指出他的某些论证存有逻辑问题的时候，立即引起他的重视。冯有兰先生的高足，《三松堂全集》的总编撰，涂又光先生对此有所见证。涂又光为拙著《面对道德冲突》作的序言中写道：“我与陈君认识，盖谨遵冯友兰先生吩咐。冯先生于1989年8月给我的信中提到，武汉大学陈晓平同志（老师那时候在武汉大学）对新理学论文中，‘有山是山，必有山之所以为山者’的提法质疑，此提法是有问题，已涵告他，说你在华中理工大学，请他找你讨论，望接谈。不久又在来信中提到此事。”冯友兰也给我写信，让我找涂又光，一块商讨新理学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在武汉，于是我就和涂又光先生成了学术上的朋友。
记得20多年前我所读的冯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哲学简史》。此书不仅阐述中国哲学史，而且阐述冯先生自己的哲学主张及方法。书中对无所不包的宇宙及“大全”这个哲学概念做了这样的分析：
中国哲学的宇宙也叫“大全”，“大全”是什么呢？就是至大无外。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里头了，没有东西能够逃出“大全”。冯友兰说，这个东西理解起来非常有意思，至大无外，包括一切的一切，这就是“大全”。诸位同学，你们觉得理解了吗？对于这个“大全”，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至少字面上知道吧？小心点，当你说知道的时候，他说，“看，你不知道吧【或者说，你知道的、你想象的那个“大全”的对象并不大而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冯友兰怎么分析的。
“由于宇宙（‘大全’）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的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时，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个思本身。因为他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可是他仍须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可是刚要这么一做，它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
如果你说你知道什么是“大全”，那你所思的这个“大全”就在你的思之内了，因为他是你的思的对象，这个“大全”就不是真正“大全”，因为他漏掉了思“大全”的思。真正的“大全”是不能思的，当然也是不能说的，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深邃。
这样来分析中国哲学的精神，我们既可以保留它的深邃的见解，同时又使他阐述得更加地清晰，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我觉得很好，我不赞赏现在有些搞中国哲学的，还是只会背死的、空的几句话。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这么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它赋予新的生命？我们保留它的深邃的见解，然后给它以新的血液输入，否则就会死掉。而有的人就要死抠，认为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绞尽脑汁去做注解，我觉得大可不必。比如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就是男权主义嘛，有什么好解释的，那个时代有点男权主义，这是当时的现实，当时大家以土地来生活，事实上主要就是靠男人的。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整个经济靠男人支撑，有点大男子主义，有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嘛。这些人非要说：“不，这是理解错了”，这句话应该怎么怎么解释，孔子那个时候就是男女平权的。没有必要嘛，大可不必。所以不要这样读书，就是他有男权主义也不为错，放在当时的时代并不错。尽管今天看不对，但那是今天嘛，不要非要说他什么时候都对，这不是维护他，这是糟蹋他。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明显是一种愚民政策，但是有人非要解释成，如果这个人可以，就由着他去，给他自由；这个人不可以，就让他知道。老是这么牵强地做解释，有什么意思呢？没有必要做这个文章，那个时候愚民政策就是这样的呀。老子说的更露骨，“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就明摆着的，还需要怎么解释呢，对吧。愚民政策、男权主义，这都是中国文化里面以前有的东西。有些现在看似糟粕，当时未必是错的。有些人就是非要说当时也没错，所以现在也不改。我们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当时没错的做法，放到现在是错的，那现在就不要采用这些做法就好了，没必要不敢承认它曾经存在。我们看哪些东西要保留下来，对吧？
由于宇宙和“大全”是既可思而又不可思，既可言说而又不可言说的，所以对它的研究，既需要正方法又需要负方法。冯先生所说的正方法就是对哲学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表达它的内容；所谓负方法就是在此分析之后保持沉默，通过体悟达到哲学的彼岸。这就是冯先生所倡导的“始于正方法而忠于负方法”，也是他对中西方传统哲学方法的高度提炼。对此，冯先生说：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他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他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方法。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中国哲学弱点是正方法清晰度不够，但是我们的负方法很发达。中国人有一种直觉能力，一下子看到底，这个我们要保留、要发扬。这个东西用不着到西方学习，向我们的老祖宗学就足以。西方也应该向我们学，就像我们学他们的逻辑一样，他们应该向我们学直觉。事实上就是如此，海德尔研究了很久，最后他的一个中国的朋友把《道德经》翻给他看，他一看都呆了，“我要说的话，这里全说了”。是的，这种直觉的东西，中国是内行，我们缺的是清楚的、系统的、逻辑的表达，这是我们的缺陷，我们要补这个。补了这个，再把我们中国哲学特有的直觉保留下来，那我们当然可以超过西方，我们的哲学当然可以大放光彩。冯友兰、金岳霖做的就是这个，他们开创了中国分析哲学的先河，其意义就在这里。
冯先生提倡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但主要不是学习它现成的结论，而是学习其中逻辑分析的方法，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来整理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使之清晰化和系统化。冯先生本人就是沿着这一途径发展的。在其第一部哲学专著《新理学》中，他力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一个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用于把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概念有机地包含进去，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然而，用文字写出的哲学只是用正方法来研究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只有在读完文字哲学之后还能超越它，那才是真正读懂了哲学。其超越部分需要用负的方法，即体验和顿悟，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我们不禁想起，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一句名言：“凡可说的说清楚，说不清楚的保持沉默。”这就是分析哲学的真谛。分析哲学不是说我什么都能分析，不，其实很多东西不能分析，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怎么办呢？保持沉默。但是能说的把它说清楚。这就是分析哲学的精神。千万不要误解分析哲学，有的人说分析哲学好像把什么东西都要逻辑地说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而且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既然不能言传，我们就“显示”它。在你的行为当中去“显示”它，就不必说了。所以重要的是分清哪些东西可说，哪些东西不可说。有一位中国学者孙周兴，他写了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书，我认为书名起的好，抓住了海德格尔哲学的要害，书名叫做“说不可说”。所以海德格尔不属于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不要“说不可说”，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说可说的，要清清楚楚的说。这就是分析哲学和诗化哲学的一个风格上的区分。
或许冯友兰关于正方法和负方法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心有灵犀，致使连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都难以交往的维特根斯坦居然同冯友兰交谈了一个下午。冯友兰回忆说，“想起1933年我在英国，到剑桥大学去讲演，碰见了维特根斯坦，他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颇觉的意味相投，当时没有谈什么专门问题，但是谈的很投机。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有兴趣，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是一种语言或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他讲的是哲学。为要说明这个意思，就写了一点东西。”这是冯友兰创立新理学的动机。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冯友兰的分析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分析哲学是一样的，冯友兰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则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不能说的那部分就不属于哲学了，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放到艺术里面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表达。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冯友兰认为，不能说的那部分才是哲学的真谛，它需要“显示”。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现在大家不是都说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有局限性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有个口号叫“拒斥形而上学”，而冯友兰在当时40年代，他主要工作就是重建形而上学，可见冯友兰的意识多么超前。那个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这样的分析哲学的弊病，他要超越它，他接受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但却避免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拒斥形而上学。搞哲学的人绝不拒斥形而上学，而是拥抱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哲学里面价值最高的一部分，而冯友兰干的就是这件事。
他的形而上学的资源哪里来呢？中国哲学。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是很发达的。你想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连说都不能说，多么形而上啊。《道德经》里就把它叫做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就是形而上学。不玄的，叫形而下学，像物理学，所以叫做physics，形而上学叫Metaphysics，超越物理学。所以科学家们是研究形而下，哲学家们是研究形而上。当然形而上不是比形而下更高级，它们是互相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