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谈谈反对大词。
我们生活的语言环境会给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这里谈一个坏的影响，就是我们常常使用莫名其妙的大词。使用多了我们会慢慢疏远原初想要表达的意思，词不达意。长此以往，我们与自己的语言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最终丧失语言文字的造血功能，失去表达自己的能力，成为自欺的人。
从小到大，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面对一些语言文字，全篇形式上冠冕堂皇，但我们几乎读不进去，毫无感觉。有些时候也许是我们理解力的问题，有些时候应该还与写东西的人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有关。什么是大词。英国思想家波普尔在他的《反对大词》一文里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他们对于同胞和对于社会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的描述他的研究结果。波普尔批评的是一种浮夸的词语表达方式，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他称这是一种没有理智的谦虚的言辞。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那些人把简单事物变得复杂，把浅薄的事物变得困难，把同胞淹没在迟疑的大海中。而曾经深刻的改变过世界的马克思和列宁，在波普尔眼里，却是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写作的典范。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反对党八股》中，从党的文风上提出过批评。许多学者也都触及到了大词的危害。大词至少有几个特征。
首先是浮夸和含混，其次是空洞，然后是虚假。正如毛泽东给党八股指出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做势，借以吓人。在形式上的装腔做势和浮夸应该是大词最重要的特点。然而人类的生活中这类大词有着魅惑的欺骗性质，常常反复出现。毛泽东和波普尔批评的文风似乎是特有所指，前者针对所谓的党内八股文，后者针对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学术写作的问题，感觉离我们大学生比较遥远。但反对大词对我们个体仍然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具体的个体，他是有着鲜活体验的个体，和他形成关系的应该是更为具体的，携带着他个人体验和思想的语言，而不是那些浮夸的，空洞的大词。如果反过来一个个体经常去使用这种大词，久而久之就会丧失表达自己的能力，最终也丧失体验的能力，同时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沦为一个麻木甚至愚蠢的个体。这无疑与高等教育的初衷和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比如在谈及爱国的时候，我们把这种宏大的词语审慎的变成关心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人，而不把这种词挂在嘴上，可能是一种更为负责任的方式。正如建立仁学的孔子，在听完马厩失火的时候，只问具体的人，而不问马一样。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明末的名将袁崇焕在遭遇崇祯皇帝对他下令凌迟处死的时候，北京城的诸多百姓争相购买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肉吃，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这么愤怒的处置一个来拯救北京城的人，除了信息闭塞造成愚昧，还有就是卖国这种大词，让他们丧失了普通正常人的心智，变成虎狼一样的人。这个例子很多，清末京师大学堂第二任校长许景澄，就曾经因为说出当时实际的国情，反对义和团攻杀外国使馆，最终被慈禧以勾结洋人，有言乱阵与语多离间之罪斩首。许景澄被压制刑场时，前来围观的许多市民和义和团拳民愤怒叫嚷，这个老畜生墨水都喝脏了，作为朝廷的大臣，不为国家访反为洋人。许景澄因为爱国而不得不说真话，而真话是细致具体的，一旦具体而细致，就会触及具体的利益相关方，这个当时容易被落实罪名。而普通老百姓的民意汹涌，却是因为他们被所谓的不为国家，不爱国这种大词裹挟所致。最终，这种被大词裹挟的民众反过来也会形成对社会的裹挟。所以类似于爱国，成了许多人指责和批评他人，对自己又最安全的词语。对爱国，最容易最安全的恰恰是说大词，而不去做具体的事情，也不说出具体的建议。所以鲁迅赞扬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不难看出，大词横行在各个层面可能都会带来破坏，但我们作为学生，也许最应该思考的，就是我们作为个体生命，负有一种责任去解释自己使用的语言。对于学习写作的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暂时不能理解词语的百元大钞，那么，我们先把词语的便士用好，这是对自己的体验和思想最为负责，任何事是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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