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济民
---- 汉武帝的洽国方略
一个儒生孜孜以求,
在渐渐趋于大一统的时代,
希望让儒学,
成为封建社会的
正统之学;
一个皇帝文治武功,
在宣扬武力,
指挥大军
南征北战的同时,
却最终选择了
倡导仁义的儒学
作为自己政治统治的基石。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还是巧合?
它在促进经济和文化领域
真正形成
一个整体的进程中,
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它又如何成为了
中华民族血脉相承,
以及中华文化
得以凝聚不散的内在根源?
选择儒学的汉武帝,
是历史上一位
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秦皇汉武
历来齐名,
汉武帝的功绩与过错,
的确可以与秦始皇
相提并论,
历史在前进中,
也总是存在着
一些相似性,
但其结果却又不尽相同。
汉武帝倾全国之力,
展开与匈奴的战争,
几乎使汉帝国经济崩溃;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对思想的控制,
等同于秦的焚书坑儒。
但汉帝国
是如何避免
重蹈秦朝覆辙的呢?
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
第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它承担着更多的历史重任,
因为
秦朝虽然开创了
大一统的先河,
但它却短暂而亡,
除了创制一些
新的制度之外,
并没有留下多少
管理统一封建王朝的
成功经验。
于是,
汉朝的统治者
除了要总结秦
短暂而亡的经验教训之外,
最重要的,
就是探索出一条
治国安民之路。
这条探索之路,
会从哪里开始,
又将把汉王朝引向何处呢?
自从汉武帝颁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
后人对这一举措
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褒贬不一,
但从整个历史发展的
进程来看,
汉武帝采纳这一策略,
在当时
还是有它特殊的背景
和积极意义的。
汉初以黄老学说,
作为指导思想,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的确对汉朝初期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
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
社会经济,
也有了新的发展,
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已不能适应,
地主阶级的要求,
而百家争鸣的思潮,
在汉初还留有余音。
尽管这对丰富思想文化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它们彼此各执一端,
反而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这很容易被地方分裂势力
所利用。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
皇权的巩固,
实行思想上的统一,
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哪种思想作为主导呢?
历史将这一答案
指向了儒学。
统一思想
吸取秦王朝
一味用严刑峻法,
导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加上儒家历来
又极力维护君主的
最高权威,
因此从汉高祖刘邦开始,
统治者在坚持
黄老学说的同时,
并不排斥儒家
,
相反
他们还提倡
把仁义与严刑峻法
结合起来。
于是,
到汉武帝继位之后,
他雄心勃勃的
一反前人的“无为而治”,
主张改弦更张,
力求有所作为,
也就不足为怪了。
公元前135 年,
汉武帝最终接受并采纳了
董仲舒
“罢點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
,
大批征召儒生,
准备大刀阔斧地
进行思想改革。
然而,
萌生于先秦的儒家思想,
是否还能适应
汉朝大一统的需要呢?
董仲舒很清楚,
照搬原来的儒学,
很难满足统治者的需求,
于是
他顺应时代的潮流,
对儒学思想进行了
相应的改造
。
首先,
董仲舒利用道家的天道观
来强调“大一统“,
以此为封建政权服务;
此外,
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
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
其实质就是
主张外儒内法;
董仲舒还把皇帝
上升到“上天之子”的位置,
宣扬皇帝是在代表上天
来治理国家统率黎民百姓,
因此违抗天子,
就是对上天的不敬,
这就神化了皇帝的至尊地位。
这些主张,
迎合了统治者强化皇权、
实现大一统的需要。
汉武帝不仅采纳了董仲舒
独尊儒学的建议,
还在长安大兴太学,
以儒学经典:
《诗》、《书》、《易》、《礼》、《春秋》
为教材,设置五经博土,
用以培养人材、
选拔官吏。
从此,
儒学开始居于独尊地位,
成为整个汉代,
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
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
作为统治人们的正统思想,
随着历史的发展,
儒学又逐渐影响到
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
行为规范。
汉武帝
独尊儒术政策的实现,
对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
和传播封建文化
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但它同时
又压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
存在着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
经济改革
思想上的统一,
是为了强化皇权,
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
出于同样的目的,
同时也为了支付
庞大的战争支出
和统治者挥霍的需要,
汉武帝在经济上
实行了盐铁官营,
均输平准
和统一铸币等重大措施
,
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
重大影响。
食盐
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铁器在汉代
已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用具,
所以,
煮盐和冶铁业
成为汉代工商业中
资金最大、利润最高的
重要行业。
同时,
盐场、铁矿
多在山区、海滨等
比较荒远的地方,
从业人员
都是成百上千的流亡贫民,
如果管理不好,
他们就将成为
社会治安中的不稳定因素。
汉初,
国家对盐铁经营
采取放任政策,
允许私人经营,
于是,
富豪权贵
便垄断了
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
冶铁和煮盐业。
这不仅影响了
中央财政的收入,
而且也助长了
分裂割据势力。
汉武帝为了增加
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决定把私人经营的
冶铁、煮盐、酿酒等
重要工商部门收归政府,
由国家垄断经营
。
公元前118 年,
武帝下令
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
由政府
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
设立盐铁专卖署,
并任命当地的
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
管理煮盐、制造铁器
和买卖盐铁等事务。
这种垄断经营,
控制了从生产到销售的,
整个链条,
政府得以从中牟取暴利。
在盐铁官营的同时,
汉武帝采取了
均输平准
的政策。
均输
是指由中央
向各个郡国派出官员,
来规范地方政府
上交京师货物的运输;
平准
则是指在京师
设置平准官,
统一管理由各地
运到京师的货物,
根据市场行情进行买卖,
以平稳物价
。
这一措施,
使得大商人
再也无法靠囤积货物
来操纵物价,
它们也就不能
再由此来获取大量财富,
通过对商人的限制,
也避免了它们
利用手中的财富
去兼并农民的土地。
在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后,
封建统治的基础就会
更加稳固。
为了进一步
打击富商大贾
和高利贷者的经济实力,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汉武帝于公元前119 年
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法令,
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
征收财产税。
政府责令商人自报财产,
对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
鼓励知情者揭发,
这便称为“告“。
凡揭发属实者,
即没收被告者的全部财产,
并罚成边一年,
而告发者,
会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一措施使大量商人破产,
政府的财政则成倍增长。
对盐铁的控制
和对商人的打击,
这些只是对
表面经济活动的管理,
真正关系到西汉经济
和金融命脉的,
是对钱币的控制,
然而在汉初,
中央政府
听任郡国自由铸造钱币,
这造成了币制的混乱,
使得物价上涨,
而一些贵族官僚
和富商大贾
操纵货币的铸造,
也威胁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公元前119 年,
汉武帝下令
禁止郡国铸钱,
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
,
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
政府铸造的五铢钱,
成为当时唯一的合法货币
。
轮台罪已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行,
暂时解决了
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
所造成的经济困难,
地主阶级专政得以巩固,
然而,
在封建王朝繁荣的局面之下,
隐藏着大量的社会问题。
连年的征伐,
使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
和傜役而四处流亡,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
而汉武帝自己
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
晚年
又因怀疑太子
暗中以巫术加害自己,
造成父子兵戎相见,
在逼死了太子之后,
又有数万人诛连致死,
统治集团内部因此而人人自危
;
而此时,
各地相继爆发的农民起义
,
使本就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
更加日趋恶化。
晚年的汉武帝,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
陷入了深深的自省之中,
他又一次不失时机的
改变其统治政策,
于公元前89年,
颁布了《轮台罪已诏书》,
表示
要停止对外战争,
把国家重心转移到
重视生产和强国富民
上来
。
政策的转变,
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因此,
汉武帝
虽然实行了一系列暴政,
致使局势向秦末方向发展,
但他力挽狂澜,
终于使汉朝
避免了秦朝式的悲剧。
汉武帝时代,
由于前人的苦心经营,
加之汉武帝本人的
雄才大略等诸多因素的结合,
使汉武帝时期
成为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
也造就了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